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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剩余价值论的现实意义

剩余价值论的发现和创立,是马克思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伟大科学贡献。正如恩格斯所评价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象资产阶级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剩余价值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各种产权的实证研究,深刻揭示出了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作用和主体地位,进而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经济规律,完成了政治经济学上的革命,并成为工人阶级维护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现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
  但是,剩余价值论自诞生以来,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歪曲攻击。目前,一些热衷于在中国搞“休克疗法”、把经济体制改革等同于私有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常常或者以马克思范式不属于现代经济学为由,实际上用西方经济学的利润理论完全否定了剩余价值理论;或者故意不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批判,硬说现在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仍和马克思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生产是一样的、马克思也和他们一样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我们现在既然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让企业家占有一切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工人参与利润分享都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可见,阐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的现实意义,创造性地运用这一理论科学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和正确指导中国改革实践,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学界必须承担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试图就剩余价值论这两方面的现实意义,作出自己的探索。
  
  一、剩余价值论对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基石作用
  

  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至今,资本主义走过了300多年漫长道路,经过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科学地论证了自由放任的原始资本主义生产的问题,同时奠定了认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特征、历史地位和历史趋势的理论基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并没有偏离剩余价值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运行发展的轨道。剩余价值论代表了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要求和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具有比西方经济学各种利润理论大得多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解释力和理论包容力。它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科学论述,仍然是我们观察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石。
  
  (一)剩余价值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
  

  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剩余价值仍然是劳动者创造的,劳动是剩余价值生产的能动主体力量,但这种生产离不开物,一方面离不开未经人类改造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经过人类劳动改造的自然物质。当这类自然物质被用于再生产时,就取得了资本的存在形态。西方经济学一般把资本定义为适用于一切社会和时代的生产工具,剩余价值论则认为资本既有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自然属性,又有仅适用于不同时代和社会的不同社会属性。资本的这两种属性以及与这两种属性相联系的生产过程的二重性,都需要我们结合当代的实际来研究,创新发展能够反映和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
  和西方经济学一样,剩余价值论承认资本就其自然属性来说,是一种生产工具,生产过程则是人类使用生产工具改造自然创造新财富的过程。对于这种属性的资本和生产过程,剩余价值论把它称为具有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要素的劳动过程,认为它是不以人类的任何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活的永恒自然条件,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对于这种资本和生产过程,不必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只要研究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的关系就可以了。“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纳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
  由于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原料和劳动资料等自然属性资本都要经过市场交易才能进入生产过程,资本可以是指一笔货币或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但其实体资本是建筑物、机器、库存以及其他生产的实物。其他事情相等,实体资本增加时,正常情况下,产量将超过成本,于是自然属性生产过程就可以产生剩余。这种自然属性资本的生产过程,是用迂回的生产方法实现的。孤岛上的鲁滨逊在做他的鱼网这种自然属性资本时,不得不削减他的消费,但他最后可以捕获更多的鱼。人们使用迂回的生产方法,其劳动的生产率的提高足够报答所耗费的时间而有余。
  物力生产时间的重要性,可用类似的例子说明。葡萄园主存一桶酒,值100元。10年以后变为陈酒,卖了200元。等待10年,使他多得了100元。或者,假设一个人买了一英亩地,种上树苗,共花费他1000元。过了20年后,树长到可以卖给造纸厂作纸浆材料,他砍了树,拖到工厂,卖了树,净得2500元。他20年的报酬,是150%。由此可以测度用于植树资源的积累率。在这里人的作用和自然或物的作用可以被看作是相同的,都是在一定时间发挥着一种力,导致了物质财富在自然属性生产过程中的增加。
  一所公寓,一栋厂房,或者一台机器,也是用生产耗用时间的方法来表示。一台机器可以看作一定包括劳动在内的物力量,即是用以生产这部机器的物力量的凝聚。这些物力,随着机器寿命逐渐释放和转变为产品。再说一遍,这里有个物力生产时间问题。而生产时间的报答是扩大了的产出。使用机器的自然属性财富生产,较之储酒和种树要复杂得多。试想,一个种小麦的农民,用老办法种300亩地,雇他人割麦,用捆扎机捆麦把,装到拖车上,拉到脱粒机旁。这一共费了60个人工日。每天10元工资,或者共600元工资,加上300元的捆扎机的维修费和其他开支,总共用了 900元。现在他有机会买了一台值4000元的联合收割机,全部收割工作一次完成。不雇他人自己生产,机器工作10年。他必须每年拿出400元,用以补偿它的磨损、修理、燃料油,还要花费其他使用费用100元。这样,他的收割总费用是500元,与老方法比,他每年能节省400元。
  有人据此否定剩余价值论,说这400元是机器创造的,或是机器上的物化劳动创造的。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表面看来,这400元是机器带来的,是机器上的物化劳动创造的,但实际上是购买和操作联合收割机的人,用高科技含量劳动代替了他所雇用的60个工人的低科技含量劳动创造的,也就是说选择购买和有效操作联合收割机的高科技含量劳动,比以前的低科技含量劳动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所以才创造出了更多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如果不仅他雇的那60个人,而且他本人也什么都不干,那台联合收割机本身什么也不能作,还是只值原来的4000元。因为机器、物化劳动是死的,所以这些物必须有人操作才能生产更多财富,即使只从人与物的关系看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新增财富产生也应算作人的功劳。
  同买机器的费用相比,联合收割机每年节省的费用是400/4000 = 10%。如果这个农民以低于10%的利息借钱买机器,他这样干就有利于更多的积累。现假定他能按6%的利息借4000元。他每年付息是240元,由于他每年在经营费用方面节省400元,他比过去多得160元的好处,可以用于资本积累。
  现实中各种企业也常用以机器替代人工的办法扩大自然属性生产,其做法尽管比这复杂得多,但总的说与此性质相同。例如,现在各电讯公司都在逐渐用自动直接拨号设备代替长途电话接线人员。这就涉及到要计算新设备的费用,计算用新设备后经营费用上的节省,以及由此得到的好处。如果某公司在设备上花1亿元,每年在经营费用上节省1000万元,这就有10%的得益。这些计算对公众并不公开。但是,我们知道,这家公司出售利息高到8%的债券,筹集大量资金,购买新设备。因此,这些新设备预期得益必在8%之上。
  这些例子说的是生产方法的变更。但是,在开设一个新公司,增加它的生产能力,兴建一条新的生产线,或者在工厂和设备上不论干什么花钱的事,都需要这样计算。基本问题总是问,在扣除一切开销而外,与初始费用相比,从投资中获得的报酬如何?报酬的百分率确定后,才能得到可以用于再生产的自然属性资本量。
  有人从剩余价值论揭示了剩余价值是由劳动者生产的事实,推论说它认为资本所有者无权因提供资本得到报酬--利息,这是不对的。剩余价值论把资本的作用和人的作用区别开来,恰恰为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利益关系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按照剩余价值论,如果资本所有者为制造和出让资本花费了劳动,那么他所得到的报酬或利息,就应以此为基础计算,它所反对的只是有人利用资本所有权,用物力的作用掩盖劳动的主体作用,把一切企业剩余都当作物力的自然产物或利息,由资本所有者独占。
  由这里涉及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剩余价值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适用性,以及研究资本和生产过程的社会属性的必要性。这种属性,西方经济学竭力回避,剩余价值论则给予了很大的关注。马克思根据资本和生产过程的社会属性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品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他还形象地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不,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象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
  因此,依据剩余价值论,可以把一切由人的劳动作用于物而产生的生产工具中体现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称为社会属性资本,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社会、同一社会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属性。同样,可以把体现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过程,称为社会属性生产过程,它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社会、同一社会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属性。资本主义社会属性的资本,是为资产者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属性的生产过程,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
  任何资本都不可能脱离自然而存在,所以必然具有自然属性;任何资本又都总是存在于一定人类社会之中的,所以它也必然具有社会属性。同样,任何生产过程都必须在一定自然条件下进行,所以必然具有自然属性;任何生产过程又都总是在一定人类社会之中进行的,所以它也必然具有社会属性。自然属性资本和社会属性资本,是同一资本的两重表现,而不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两种资本。同样,自然属性生产过程和社会属性生产过程,也是同一生产过程的两重表现,而不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两种生产过程。资本和生产过程的自然属性,在各个时代和社会是相同的,但资本和生产过程的社会属性在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是不同的。
  在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即企业采取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工人既少物质财产又少人力财富,极易替代,离开资本家就很难生存和发展;政府为资产阶级单方控制,工会力量很弱,劳资之间力量差距极为悬殊。所以,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社会属性资本,是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生产过程则是资本家单方控制剩余价值生产和独占剩余价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才是生产和分配的主体,劳动者则变为和非劳动生产要素一样的客体,只能得到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不能作为人或主体参与资本收益的分享。资本只是资本家一个阶级的生产工具,剩余价值只能资本家一个阶级独占。
  但是,在剩余价值论得到广泛传播以后,不论人们对这一理论抱有何种态度,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了资本和生产过程由一个阶级控制,资本和生产过程收益由一个阶级独占的弊端。在工人起义汹涌澎湃,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各种革命和改良运动猛烈冲击着资产阶级统治体系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国的社会属性资本和社会属性生产过程也因此而在发生变化。
  仅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来看,据史料记载,1913年全世界约有 1500万工会工人。群众抗议、大选活动中的街头宣传、工会组织的罢工和流血、职业介绍所、合作社、互助组、政党和运动--这一切活动的结果,就是按照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发展,改变着每个国家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虽然工人阶级在地方或国家生活的许多方面仍被排除在外,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劳动界的利益和他们对资本的权利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属性资本和生产过程,就已经很难被资本家一个阶级所控制和独占了。
  若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际工资上升的趋势,是这种属性变化的表现。在19世纪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这段时期,德国实际工资平均增长了五分之一,法国增长了五分之二。与此平行的另一个运动是工作日缩短的趋势。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作者从自然属性资本和生产过程的角度出发,往往强调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增长使这些资本家的让步“成为可能”。当然,这种观点有其一定道理,但是,没有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这些让步很可能就不会成为现实,这也是实际情况。
  社会属性资本和生产过程的变化,还反映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会通过的“若干社会法”上。在英国,1875年的“雇主和雇工法”代替了1867年的“主仆法”。1875和1876年法律给予非暴力罢工以安全保障,并且授予工会合法地位。在德国,俾斯麦公布了目的在于缓解阶级矛盾的法令:关于人身保险(1883年)、事故保险(1884年)、老年救济(1884年)和60岁退休(1889年)等等。法国通过了给予结社自由的法令(1884年)、关于工作日长度(1874年、1892年、1900年)、卫生和安全(1893年)、工伤事故(1898年)、退休(1905年)和星期日休息(1906年)等法令。英国1906年的一项法令便利了工会组织的活动,一项1908年法令处理工人退休问题,另一项法令规定了家庭作业制的问题,一项1911年法令建立了失业救济金,并且扩大了人身保险的范围。在美国,许多州采用的社会法主要解决了矿工、童工的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工伤事故的问题。
  20世纪以来,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可以分为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在企业层次完成的,包括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分配,是通过雇主、工会、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决定的;第二次分配是指政府对企业和个人收入的调节,通过经济政策、各种税收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税、遗产税等和社会保险、福利机制等来实现。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在很多发达国家的相当多企业,作为全部收入分配基础的企业收入分配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有关研究表明,企业利润分享制、企业价值分享制、企业所有权分享制和企业管理权分享制的广泛出现,已成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属性资本和生产过程不能不重视的现象:企业雇员可以按劳动贡献分享利润、企业雇员可以按劳动贡献获取企业股票的市场价值、企业雇员可以按劳动贡献获取企业资本的部分所有权、企业雇员可以作为人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在这种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下,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政权还由资产阶级主导,社会属性资本和生产过程已经无法被资本家一个阶级控制,它们的公有制因素已经使社会其他阶级有了部分参与控制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和参与分享剩余价值的权利。
  
  (二)剩余价值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来源
  

  剩余价值论科学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是来源于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事实。对于这个事实,在工人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时,本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是承认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利润的来源虽然是由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科学揭示的,但是在马克思之前已经有许多经济学家在剩余价值的现象形态上,如利润、利息、地租等形态上,对它做过研究,承认它来自劳动者的剩余劳动。
  当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是不愿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专著中实际上有剩余价值论的。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却从不讳言自己的剩余价值论,是对前人已有成果继承和发展的产物。恩格斯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生产剩余价值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渐渐想到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剩余价值的存在本来是不言而喻的。”还说:“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在剩余价值中合在一起;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态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功绩。”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在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斗争舞台以前,对于资本家在产品形式上收回的劳动量或价值量,比在工资形式上支出的劳动量或价值量要大这个事实,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本来是承认的。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最先考察剩余价值的应该算重商主义者。他们从流通领域寻求财富和剩余价值的起源,从事物的表面现象观察问题,因而在剩余价值来源问题上未能做出有价值的科学贡献。以后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把考察对象由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由描述经济活动的表面现象转到探求经济现象的内部联系,因而对剩余价值的起源、实质及其运动规律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科学见解。
  威廉·配第最早从地租形态上考察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认为地租是农产品价值扣除了工资和生产资料(即种子)的价值以后的余额。不过他把地租和剩余价值混为一谈了。重农学派提出“纯产品”学说,明确认为“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出来”,这就为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奠定了基础。但他仍限于在地租形态上认识剩余价值的存在,而不知道利润也是剩余价值的一种形态,更不知道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一般形式。
  斯密批判了重农主义的片面认识,把剩余价值的研究扩大到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认为一切生产部门(包括农业、工业)的劳动都是利润的源泉,而地租和利润又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密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但是,他把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现象形式即利润混在一起了,而且在他的利润理论中还包含着不少错误和庸俗成分。李嘉图比斯密又前进了一步,始终一贯地把利润看成是工人耗费劳动的结果,并认为工资不过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为资本家所占有。但是李嘉图和斯密一样,仍然没有把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利润、地租、利息等区别开来。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产生以前,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承认利润来源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肯定了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但出于其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资本稀缺的现实,他们在对经济发展的论证中,却借助天赋人权的说法片面论证了资本家独占利润进行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于工人及其获取工资积累人力财富发挥创新劳动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或者论述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做出论证。认为工人创造剩余价值、无权占有剩余价值是合理的、永恒不变的自然现象,对生产力发展最有利的。
  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同时代产生的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马歇尔和克拉克等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利润理论,不再主要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拒不承认利润来源于劳动者剩余劳动的事实,在对经济资源静态最佳配置的供求分析中,将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要素,将工资等同于需要尽力压低的物质生产成本,只从需求者的主观评价方面说明静态资源最佳配置的状态,不从供给者的劳动贡献奖励方面说明动态资源最优发展状态,明确地将利润归因于资本的自然果实。
  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广泛传播,资本主义无法再按原始资本主义状态停滞不前以后,西方经济学界终于重新感到了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必要,从20世纪30年代起陆续出现了一些隐含地承认利润来源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的理论。例如,索罗等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用将劳动拟物化的方法,将经济发展的原因归于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他们虽然把劳动的作用等同于在劳动者身上耗费的生活资料价值的作用,但还是把80%以上的随利润增加而来的增长原因归结为显然是人的劳动带来的技术进步,只不过他们没敢对技术进步的原因做出解释。
  罗默等人的新增长理论,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用人力资本和知识等显然与人的劳动密切相关的人的素质因素,对技术进步的来源做出了解释,并指出“干中学”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来源之一,已经接近指出技术进步和随利润增加而来的经济增长都是人的劳动带来的,只是没敢捅破这层窗户纸,把劳动带来技术进步和随利润增加而来的经济增长这个实事讲出来。
  另一些不只是从技术层面研究发展问题的西方经济学家,也比较隐讳地承认了承认利润来源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的事实。例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工业部门,把一部分劳动生产率很低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中去,减少了社会上的剩余劳动力,让劳动力摆脱闲置和低效利用状态,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的利用状态就都会因此而得到改善,利润和生产力就会增加。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把投在劳动力身上的费用称为人力资本,把人们通常称之为消费的大部分内容都归结为人力资本投资,称它有5种形式:保健支出、厂商进行的在职培训、正规教育、成人教育、适应就业形势或变化所引起的移民。承认对于利润的取得和经济发展来说,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要大于物质资本投资。不过,舒尔茨像罗默等人一样,回避了劳动在人力资本取得和发挥中的作用问题,也没敢把利润来源于剩余劳动的事实讲出来。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虽然把广大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等同于物,但并没有把企业家等同于物,认为企业家是可以组织和运用各种生产要素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与企业家的创新视为同一物,将创新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执行新组合的经营创新,称利润的产生和经济的发展都是企业家个人经营创新活动的结果。这种论证和将利润说成资本的自然果实相比,确实反映了较多的事实,但它把利润归结为企业家一个阶层创新的结果,抹煞社会其他阶层对利润产生的贡献,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与上述理论相比,剩余价值论明显更具包容性地和更彻底地阐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利润来源。在剩余价值论看来,人本身的发展是财富的主要积累,是真正的积累和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真正的财富被追逐利润所掩盖。它称资本家投在劳动力身上的资本为可变资本,认为劳动力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力是剩余价值生产的首要因素,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活的因素和最终原因,因而,可变资本的投入是形成利润的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和起点。
  可变资本包括对劳动力体力和智力的投资,即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健康投资包括人的饮食营养投资、健身防疫投资和医疗卫生投资,它保证可变资本的物质承担者劳动力是“活的人体”,有健康的体魄,这样他们才能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正常发挥作用。劳动力的体力及其健康状况是可变资本发挥其价值创造和价值增殖能力的基础。尤其是对于那些高智力高复杂度的科学劳动者,更需要具有强壮健康的体魄,否则,“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
  教育投资是对提高劳动者素质所作的投资。剩余价值论十分重视国民教育的普及,认为教育至少包括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并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所以教育投资是可变资本投资的最为重要的内容。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将直接转化为可变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和技术进步能力,“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
  剩余价值论有关剩余价值生产的这些论述表明,技术进步、知识、剩余劳动力、人力资本、企业家创新等等,最终都要在广大劳动者的劳动中才能发挥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利润理论将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要素,撇开了人的特性和历史,它们在研究利润来源中的局限性是比较大的,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来源方面,剩余价值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比一个西方经济学各理论广阔得多得理论框架。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人和自然界都是人类财富的源泉。
  剩余价值论像西方经济学各种利润理论一样,承认人的劳动有与自然界相同的一面,也可以表现为“一种自然力”,但是,和西方经济学各种利润理论不同的地方是,剩余价值理论同时还认为人的劳动有与物不同的一面,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又说:“劳动是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
  可见,剩余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各种利润理论不同的地方,并不在于认为财富有多少源泉,而是在于后者认为劳动只是和物的力一样的一种体力,剩余价值论则认为劳动是指与物的力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承认劳动者具有物所不具备的主动适应人类需要改造自然,创造人类财富,扩大利润来源的主体力量。利润赖以存在的人类财富的增加不能只靠自然的恩赐,更重要的是要靠人们不断增加改造自然的能力,用人类特有的劳动改造自然。
  剩余价值论的这个观点是符合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剩余价值生产和利润来源现实和发展趋势的。从目前世界银行划分的四种财富来看,人造资产、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三种都是人用劳动改造自然形成的,自然资源中也将有越来越大的部分受到人类劳动的改造。在当今世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其自然资源的丰度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有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却是经济上落后的地区,而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却原本自然资源贫乏,存在着人们通常所说的“富饶的贫困”和“贫乏的富裕”。各国财富的差异,更主要的是由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的解放、保护状况的差异决定的。
  西方经济学家不是不知道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利润来源于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事实,只是出于为少数资本家独占剩余价值做辩护的需要,故意回避了这个事实。剩余价值论则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立场上,揭示了这个事实。它是一个对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来源问题,远比西方经济学各种利润理论全面、彻底的科学理论。
  
  二、剩余价值论对于研究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石作用
  

  剩余价值论是一种论述人的解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按照剩余价值论的观点,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全面发展。一个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方向,简言之,应是以人为中心,随着人的创新劳动的持续积累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从满足人的有限的物质自然性需求到满足人的无限广阔和全面发展的精神社会性需要的发展。剩余价值论以人为本的经济学说,不仅是科学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基石,也是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石。
  
  (一)剩余价值论与科学财富概念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的,经济发展意味着财富增多,所以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改革,首先必须确立适合科学发展的财富概念。不然目标不明确,经济改革就会偏离科学发展的轨道。人们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可以对财富给以不同的定义。例如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出于个人的享乐目的,把财富定义为个人效用,用于研究满足个人主观偏好的方法;西方经济学的供求价值论出于分析资源静态配置的需要,把财富定义为交换决定的价格,把一切暂时不稀缺的资源都不当作财富;有些财产多的人及其理论代表,为了在收入分配中永远处于有利地位,把经由人用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创造的劳动产品财富,和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财富等同起来,否定劳动产品财富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特殊意义;还有些人把自己对金钱财富的追求作为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把人力只作为和机器原料一样的为了追求金钱财富必须贬损、别无用处的资本,无视人力对人所具有的直接财富意义。
  与这些定义的角度和目的不同,我们基于剩余价值论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在中国经济改革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使最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获得全面发展和生活富裕。因此,笔者认为,基于剩余价值论提出的科学财富概念,要为研究如何给我国最广大人民带来发展和富裕服务。出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第一,要把广义的财富定义为一切对人类现在和将来具有客观使用价值的东西,而不是以某个人主观评价为转移可有可无的效用;第二,要把商品财富和非商品财富区别开来,承认对人具有使用价值的非商品,如公共产品和空气等,虽然没有价格、不进入市场,有的现在也不稀缺,但也是财富;第三,为了说明财富的来源,要把劳动产品财富和非劳动产品财富区分开来,把狭义的财富定义为劳动产品财富,说明劳动产品财富增加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重要意义;第四,为把我国经济活动的目的,确立为最广大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能只把物质使用价值称为财富,要把人力使用价值也称为财富,做出物质财富和人力财富的区分;第五,因为制度也是人类创造的一种重要财富,所以还需要把它单列出来,以研究它对人类生产生活的特殊重要作用。
  以上基于剩余价值论定义和区分的这几种财富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剩余价值论定义和区分的这几种财富之间的关系

  
  这里特别需要讨论的是,人力财富概念对于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对财富和发展的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界已出现了强调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的人力资本理论。这种人力资本理论自20世纪中叶创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和传播,现在已成为经济学中经验应用最多的理论之一,被推广应用于各个应用学科和研究领域。以致有人认为,人力资本理论,使教育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经济学科,使医疗卫生经济研究有了支柱性的理论基础,使经济增长理论获得了“新生”,它还使人口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有了重要的、实质性的内容,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研究有了新思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人力资本这一术语有一个缺陷,就是它把人力只作为增加物质财富或收入的手段,没有把增加人力同时表示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按照这种称呼,似乎人力和机器原料一样,是专为追求金钱收入增值而耗损的东西,本身对人毫无用处。而在剩余价值论的科学发展观看来,人力不应像机器原料一样在经济发展中被贬损,相反却应在经济发展中得益和壮大。经济发展是手段,人的发展才是目的。经济发展是人发挥主体作用改造自然的结果,经济发展虽然不能自动解放人,但却能为人类解放提供必要的条件,经济发展最终要为实现社会和个人的整体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指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又说“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的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经济发展对人类解放和发展的直接作用,就是使人的基本需求不再是物质的,而是变成了内在必然性的要求和对人完满生活的享受,即对个性的全面、丰富和自由的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将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将以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取代物对人的统治的单纯经济关系。经济发展也将改变人们的消费关系,使得人们对物的关系将不再是利己主义的占有,而是全面丰富的拥有。
  因此,基于剩余价值论提出的“人力财富”概念,比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概念更科学,因为它可以鲜明表示出人力不仅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手段,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改革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的特性。所谓人力财富,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财富。这种财富,就其自然属性存在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净增价值或收益。简言之,人力财富的基本特征有二:它是凝结在人身上的“人力”;它是可以使人和社会获益和发展的“财富”。
  虽然剩余价值论的首创者早在100多年,便旗帜鲜明地提出未来社会的目标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认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但这种以人为本的财富概念在其后的100多年里并没有引起很多国家决策者的高度重视。长期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传统财富概念,是一种西方经济学倡导的以物为本的财富概念。它认为财富就是物质收入,经济发展必须以物质收入的增长为核心,物质收入是唯一财富,人力只是资本、只是增加收入的手段。因此,追求物质收入的无限增加是至高无上的目标。
  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的核心,成为评价经济福利的综合指标和衡量国民生活水准的象征。于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发展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对经济高速度增长目标的热烈追逐,驱使着人们的发展行为和发展方式。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这种财富概念一度占据统治地位,支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虽然说它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方面确实起过历史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它的片面性、局限性及其弊端逐渐暴露并日益突出。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硝烟的人们格外地渴望和平与繁荣,他们开始逐渐把目光和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相互促进之中。国际社会围绕经济发展的内涵和重点,先后形成了各种不同于传统财富概念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如: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核心的“基本需求战略”,以人的发展为轴心的“生活质量”战略和“内源发展战略”,以人和自然协调发展为宗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这些发展理论和战略的演变更迭,反映了当代人财富概念上的重大变化,它意味着剩余价值论关于经济发展要“以人为中心”或者为“目的”的财富概念,又一次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使人们冲破西方经济学传统财富概念的束缚,在世界各国形成了一股经久不衰的科学发展思潮。
  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起点和表象上看,似乎重点在于解决生态环境的危机,但其深层的更带有本质性的目标则是促进人的发展。例如在1991年,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NCN)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组织共同发表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重要文件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害能力之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4]。该战略中提出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9条基本原则,强调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要与地球承载能力保持平衡,保护地球的生命力和生物的多样性;同时还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130个行动方案,呼吁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各不相同的发展目标。但只有在“发展”的内涵中包括有提高人类健康水平、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和获得必须资源的途径,并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人权的环境,只有使我们的生活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得到改善,才是真正的“发展”。
  可见,人力财富概念比人力资本概念更适合科学发展观,因为人的全面发展并不仅仅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手段,而且更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要达到的目的。
  
  (二)剩余价值论与经济发展研究
  

  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的经济是随着改革得到发展的。于是,为了否定剩余价值论的现实意义,有人就编造说,剩余价值论尤其是作为其基础的劳动价值论,是只研究公平和价值,不研究发展和财富的理论;当代的西方经济学则是专门研究发展和财富的理论,所以研究如何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的经济改革,只应用或只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为基础就可以了,剩余价值论尤其是它的基础劳动价值论,与经济发展问题无关,有的过时了有的已经包含在西方经济学里了,已经没用了。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利于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的经济改革的。
  劳动价值论最早是由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作了系统阐述的,他主要著作的题目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或简称《国富论》,这部书讨论的主题是,人们如何通过分工提高劳动效率,创造财富,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公平和价值。
  以后更彻底论述劳动价值论的李嘉图,虽然在论述财富和发展的同时,较多地论述了分配问题,承认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财富的作用,但他认为,为了发展经济,只要想办法通过自由贸易,让国外的粮食进口把国内粮价和地租压下来让利润增加就可以了,工资的低下对经济发展无害而且有利。根本没谈公平问题。
  马尔萨斯也是承认劳动价值论的,他除了研究财富和发展以外,较多地研究了贫困问题。他认为贫困的根本解决办法,就是穷人不结婚并且要禁欲,同时用战争和灾难多死人。更是没有研究公平问题。
  马克思创新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他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阐述的剩余价值论,揭示了在经济发展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将越来越不适应,工人受到不合理压制必将走向反抗,改变这种生产关系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并没有从公平的角度论述这些问题。
  相反,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代产生的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础理论,才是只研究公平和价值的理论,而且,它们所说的公平和价值,都只是他们所假定的无差异“经济人”主观感受上的公平和价值。正像有人通俗解说的,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物以希为贵”,而且这种“贵”讲的只是无差异“经济人”个人主观评价的“机会成本”,而不是生产中实际耗费的东西。按照这种理论,只要让每个人公平地(也就是平均主义地)对东西都有高评价就可以了,生产根本不必进行,因为东西反正越稀缺越贵,人们的评价越高,多了反而不好了。这种理论根本指导不了经济发展。
  他们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一种主要从需求方面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只能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无法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例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富增长,就是无法用边际效用论来解释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对财富的需求确实有了很大的增加,从8亿人增加到了现在的13亿人,人口增加后如果供给不变,那么人均财富将减少,东西将更为稀缺。这种稀缺只能使人们运用边际效用论解释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的价值比以前大了,但不能解释客观的使用价值为什么比以前大,因为它不去研究财富的供给。也就是说,它只能解释同样大的一张馅饼为什么人们对它的评价更高了,但不能解释一张馅饼如何可以做得更大,或如何可以使一张馅饼变成两张馅饼。
  他们的供求价值论,实际上相当于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没有劳动价值论的价格理论。它为研究价格在市场经济中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及供求对价格波动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起点。他们的理论实际上承认商品具有二重性,因为他们承认效用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承认商品使用价值的存在,他们承认价格或交换价值的存在实际上就是承认物之间的使用价值相互社会联系存在。只不过他们不承认这种交换价值是人的劳动创造的,而把它说成是将人和物混为一谈的生产成本“供给”的。这种将财富笼统说成是“供给”产生的说法,虽然可以适用于土地这样的非劳动产品商品,对于商品财富绝大部分的劳动产品商品而言,显然没有揭示其产生的根源。而且他们所说的成本主要指人们主观评价的机会成本。所以是一种只讲所谓无差异“经济人”主观评价的公平和价值,不讲客观的发展和财富的理论。
  时隔了大约半个多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重新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但他们的经济增长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静态资源配置理论一样,抛弃了古典经济学家承认劳动创造作用的理论,将劳动等同于物。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些理论认为增长的来源是劳动、资本和科技进步,但对科技进步的原因却不做任何解释。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则把科技进步归因于人力资本。
  可是,人力资本的物质投入和财富特别是科技成果的产出虽然有正相关性和相互交叉性,但毕竟是两个过程。对不同的人投入相同的物质资料,他们的不同劳动表现还是会使产出有极大的差别;具有同样人力资本即创造科技成果能力的人,一个人积极工作,另一个什么事都不作,他们的产出也会有很大差别。因此,撇开对劳动者创造性劳动的研究,就不可能全面阐明财富特别是科技的来源。
  剩余价值论才可以从根本上对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发展做出科学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自然资源并没有增加,中国还是过去那么一块地,并没有变大,但因为劳动力利用的情况不同了,过去闲置的劳动力现在被动员起来了,过去劳动者没有被调动起来的劳动积极性,现在被调动起来了,劳动者们发挥出了更多劳动特别是高科技劳动和创新劳动,使过去没用的东西变成有用的了、用处少的东西变成用处多了,所以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财富增加了。
  由于西方经济学出于政治原因,抛弃了用以揭示经济发展动力根源的劳动价值论,将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要素,撇开了最广大人民群众人的特性和历史,它对经济发展研究的局限性是比较大的。剩余价值论才是发展研究更为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基石。
  
  (三)剩余价值论与中国改革道路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经济发展,必须探讨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目前面临两条道路选择,一条是在以剩余价值论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富裕道路;另一条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指导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走西方国家早期走过、现在原苏东一些国家又在效仿的、不可持续的贫富两极分化老路。
  有人按照西方经济学界的说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称为激进的经济学,把西方经济学称为建设的经济学,这种说法很不适合描述它们在当今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论,广大劳动者都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发展是广大劳动者共同创造的,我国工人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保护好他们的利益,是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不需要推翻这种制度,只需要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调整和完善我们的制度,通过渐进协调的改革方式,就可以发展我们的经济。
  相反,按照西方经济学,只有资产者(或称企业家和人力资本)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广大劳动者的作用和物的作用是一样的,经济发展是少数资产者单独创造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最有利于保护他们的利益,是永恒不变、最有效率的制度,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初就搞错了,现在对这种制度怎么改革也没用,只有像苏东国家那样,实行激进改革彻底推翻它,让资产者统治社会,经济才能发展。所以这种经济学在中国具有明显的激进和反动作用,我们一定不能受其蒙蔽,自毁长城
  现在一些人之所以按照西方经济学主张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早期老路,还因为他们看到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原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就惊惶失措起来,认为我们也必须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不然我们就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联手打击下走向死亡。而中国一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能把中国当成自己人,大力扶植和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而且资产阶级的政权都是民主的,可以很容易得到我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但这些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想法,都是基于对当代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产生的。
  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是很多的,有的并不比和我们的矛盾小。例如,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法国和德国等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反对的,因为他们之间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最先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打起来的,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的前苏联也被卷入了,但并不是孤军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作战的。
  现在,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情况下,只要我们巧妙处理各种关系,利用矛盾,刚柔并济,作强自己,就可以在世界上立住,而完全不必非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不可。相反,如果中国真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肯定会引起政局的不稳和社会的混乱,西方国家则倒是真有可能趁乱介入,打击我们。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西方国家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中国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而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前南斯拉夫却因内部斗争遭到西方军事打击,满目疮痍,血流成河,很多人国破家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前苏联,国家四分五裂,民族矛盾加剧,恐怖事件接连不断,经济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遭到了空前的衰退,西方国家对它们也没给多少援助,还不断使用双重标准打击它。可见,我们千万不能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像东施效颦那样全盘否定我们自己的历史,傻乎乎地认为一实行资本主义中国经济发展中现存的一切矛盾就都可以自动解决了,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就都会全力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了。
  其实,如果我们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国家就会失去凝聚力,变成一盘散沙。资产阶级的政权因为在中国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肯定或者是软弱无力的,或者是依靠军队穷凶极恶镇压人民的。所以,很可能出现前南斯拉夫那样的内战,或出现像前苏联那样的国家四分五裂。由于内部矛盾尖锐,广大人民只能给少数寡头打工穷困潦倒、没有干劲,即便有美国等国的恩赐支持也发展不起来,更何况美国等国最可能不是支持中国而是趁火打劫瓜分中国,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总之,剩余价值论为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石。它可以使我们不为西方经济学激进的理论所迷惑,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问题,积极研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的同时,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避免或尽量减少资本主义的苦难,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发展,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富裕道路,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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